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通过调停人或其他组织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沟通、共同协商，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情况与效果】

(一)案件类型上，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类型以轻伤害案件为主，均为民间纠纷引起。刑事和解案件中轻伤害案件占61.54%，其他类型的案件主要有盗窃、盗伐林木类轻微侵财案件，索债型非法拘禁案件，猥亵儿童案件等。70%案件的当事人为熟人，案件多由邻里纠纷、土地纠纷、突发性民间纠纷引起，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考虑到恢复原有社会关系，当事人通常有比较强烈的和解愿望，愿意通过和解与赔偿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二)适用方式上，和解方式以赔偿经济损失为主，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赔偿金额均处在合理区间内，被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较为充分的赔偿。被告人对给付赔偿金均较为积极，均在判决前一次性履行到位，无拖欠赖账情况。

(三)适用效果上，刑事和解一体化地解决了传统刑事诉讼所忽视的化解社会矛盾、赔偿被害人损失、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和提高诉讼效率等问题。

【影响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因素】

总体而言，刑事和解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但整体规模仍偏小，司法实践中一些阻碍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的因素有待消除，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也有待厘清。

(一)被告人与被害人方面存在阻碍刑事和解达成因素。被告人方面阻碍刑事和解的主要因素在于经济赔偿能力问题。大多财产类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自身经济状况较差，不少被告人根本无力赔偿，因此宁愿选择接受刑罚;此外还有部分被告人未能真诚悔过，或属于累犯，不具备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因此即便有赔偿能力也不适用该程序。被害人方面，不少被害人报复观念强烈，认为只有从严判处被告人刑罚才能平复怨愤、实现公正，因此拒绝和解;还有些被害人漫天要价，被告人难以接受无法达成和解时，被害人便不认可、不谅解被告人的悔罪表示，从而影响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

(二)赔偿数额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问题。在宽恕他人罪行还未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观念前，刑事和解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赔偿协议的合理性方面存在隐忧。

(三)被告人悔罪与被害人谅解易形式化。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之一是被告人“真诚悔罪”，但对悔罪本身难以进行标准化审查。如果当事人真实内心难以探寻，悔罪与谅解仅凭法官主观感知与内心确信，形式上皆以“双方同意和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通常表现模式，这样不免让人产生和解形式化之惑。

(四)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存在误解，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花钱买刑”。一些案件尤其是被告人和被害人财富、身份悬殊的案件被曝光后，网民要求重罚被告人的呼声非常之高，此时如果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民众就容易质疑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指责权势者能凭借财富与地位为所欲为，甚至怀疑司法黑幕的存在。

【多举措推进刑事和解实施】

尽管刑事和解存在一些问题，但绝不应一叶障目甚至因小失大，而是应该通过实践探索、制度优化来避免缺陷，更好地发挥刑事和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上的作用。

(一)保障经济困难被告人平等地享有刑事和解的权力。当前刑事和解以经济赔偿为主要形式，被告人经济赔偿能力几乎成为影响刑事和解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为保障刑事和解适用的公平性，避免审判时以经济赔偿的多少作为量刑轻重的尺度，笔者建议增强司法操作灵活性。

(二)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促进和解，有条件地制止漫天要价行为。当事人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基础与灵魂，因此不能强迫、威胁无和解意愿的当事人提出或接受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考虑到精神损害赔偿和被害人间接损失、惩罚性赔偿等情况，它的数额可以高于甚至应当高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不同案件情况不同，法律也应当允许赔偿数额存在合理差异。

(三)构建当事人真诚沟通、谅解的平台。刑事和解旨在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除物质赔偿外，在当事人之间构建有效的沟通平台也是修复关系的重要举措。刑事和解不应只是简单地组织双方商谈赔偿数额，而应创造条件让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通过认罪、悔罪、道歉、赔偿等行为抚慰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伤害。对真诚悔罪的审查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赔偿经济损失、赔偿数额大小为标准，而应从被告人言行、双方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四)加强舆论引导，厘清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的理解误区。媒体对同一案件的报道，“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双方矛盾得到化解”这样的标题往往不会为舆论所关注，而“大学生被‘官二代’打死，父母获84万赔偿放弃追责”才会登上新闻头条并为民众热烈讨论。一些媒体为凸显矛盾、引人关注，往往喜欢抛出“花钱买刑”的言论，忽视刑事和解正面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刑事和解需要双方同意才能达成，并非单方愿意花钱就能和解，公众往往忽略被害人一方的和解意愿而去指责司法不公。此外，刑事和解适用范围限于侵犯个人法益的轻微故意犯罪案件和大多数过失犯罪案件，对严重的故意犯罪并不适用。要消除刑事和解适用障碍，就必须加强舆论引导，厘清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的理解误区。对此，法院在舆论宣传上须更积极发声，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刑事和解，避免过激舆论掩盖刑事和解程序的正面能量。